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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教育,是个国际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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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7    阅读:2294次               

摘要:想要给孩子真正国际教育的家长,有哪些选择呢?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奴隶社会(id:nulishehui)


教育,在国人心中比房子还重要。要论一线和五线城市的相同点,大街小巷的培训班算一个。近年来,又衍生出国际教育等等为孩子出国教育做准备的服务,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就算接受了国际教育,中国人在全球职场中,依然很难成为主角。

据统计,中国是全世界的“国际教育市场”。心痛的是,在全球100强的外国企业中,没有一个CEO是大陆教育背景。我们的国际教育,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自嗨。感动自己的同时,为国外输送了一批批合格的打工者。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看一看作者鞭辟入里的分析。



题图:印度人“横扫”美国产学研领域。


2016年我回国,最让我惊讶的事情之一,就是全国上下对所谓的“国际教育”和“双语教育”的狂热。不管什么培训班、营地,加个双语,价格就可以涨个 50%。很多经验有限的年轻老外,因为看上去金发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机构里做到很高的职位,而且自然也会吸引到很多顾客。


我也看不懂“国际教育”这个大市场,有各种论坛、大会、专家,有垂直媒体、深入市场调研报告,有各种中介和“价值链”上的生意模式,后面还有各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好不热闹。


我看了这么多国家,只有中国有这么一个奇葩的“大市场”。(其实也不完全对,其它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也有,但没这么高级)。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个独特的巨大需求,在北美英国和澳洲这些英语国家,也催生出了一个接待此大需求的“大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当然一般会拉上一些撑门面的老外)。


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入理解这个需求,也能花式满足这些需求。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国英国牛津剑桥看看,会感觉根本没有出国,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中国人大概贡献了这些夏校(开放暑假让中国学生上课的国外学校)至少 50% 左右的收入,有意思吧?


表面上看,国际教育是送孩子出国的教育,学英语当然有用。但如果深入探究,你就会发现这热闹表面下的深刻悲凉。


在话悲凉之前,我有几个声明。


,我不是反对学英语和留学,我自己过去 18 年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受益良多。我当然更不是反对外国人,美国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学者和实践者,我也有很多美国同事、老师和朋友。我更不是反对开放和交流,相反,我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


第二,我不是反对中国的国际学校。我觉得国际学校,特别是真的优质的国际学校,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好的教育,一定是多元的,这些国际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和多元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我也不是反对把孩子送去接受“国际教育”的家长,包括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变成“假外国人”的家长。因为对于单个家庭来讲,不管个人事业有多成功,大家都是几乎没有能力和教育大体系、以及环境抗衡的,所以如果不想走“主流”应试教育的道路,就只有想办法走“其它道路”。


国际学校和国际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环境,成为了一个大市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是取缔国际学校,或者把国际学校变成另一类“公立学校”。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让我们自己的人民满意,让大家愿意选择把孩子留在国内受教育。

 

那为什么说悲凉?因为我们离这个“好”,还很远。


1

对中国孩子的教育,应该在哪里?


在很多教育论坛我都问过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国,在场举手人数都是超过 50% 的。我接触过很多社会精英和优秀的人,有大学教授、学者、医院院长、科技公司创始人、投资人,几乎 孩子不是已经在国外,就是准备送出去。而且我们体制内的很多教育专家,包括高考改革的专家、大学老师、教务长,孩子也都在国外。知识精英里,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的教育在国外。

 

▲  数据来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我讲这个不是批判,也不涉及意识形态。因为回到我上面的声明二:个人再有能力,在教育上也是无力和体系抗衡的,只能选择用脚投票。


只是如果退一步看,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但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的教育是在和我们语言、文化、价值体系都不相同的国家。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假想类比一下,你能想象英国的社会精英(大学教授,医生,科学家,创业者)认为对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是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吗?


中华的文化,只有我们自己能教育、传承,所以对中国孩子的教育应该在中国。这看似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但现实离这还很远。


2

我们送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


也许“的教育”这个愿景还远,那讲讲现实。对美国来讲,中国是大留学生生源国,我们每年有三十多万学生去美国(这里对比一下,每年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大概一万五千人,是我们的 5%)。


▲  数据来源:Forbes Statista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是中国家长付全额学费出去的,对美国贡献了大量的 GDP(每年 420 亿美金),而且这里还没有算一个更大的数字,就是孩子小,夫人带孩子在美国居住陪读的花费。这在中国的海归家庭,或者中国企业家家庭里是非常普遍的,都有专门的词叫做“月父”和“季父”,就是爸爸一个月飞一趟美国,或者一个季度飞一趟美国去看一下孩子。


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异地的代价,这在中国的科技创业者里是很普遍的。而孩子在这样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也是另一种代价。同样,我完全没有批判这些家庭选择的意思,对每一个家庭这都是不得已的,是在可选的不完美方案中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而已。


那我们中国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咱们送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呢?答案是,不怎么样,至少和我们的投入相比,不值。

 

且不说中国富二代在美国挥霍父母财富的孩子,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和一位在美国的心理医生聊过,提到在藤校里,华裔孩子抑郁的比例高达 40%


最近清华附中原副校长辛颖有一个分享,在耶鲁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中国学生有将近 1/3。我们只看到各个高中和留学辅导机构宣传有多少孩子去名校,但是送出去后出问题的孩子,大家要么不知道问题,如果知道,也因社会压力和其它各种原因而噤若寒蝉的。最后其中的苦,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


3

那毕业以后呢?


我们自嗨的国际教育,又是强调国际视野,又是强调领导力,那结果呢?恕我直言,无非是向国外输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

 

北美是麦肯锡的市场,2015 年我从 Palo Alto 办公室离职加入盖茨基金会的时候,北美有 600 多个合伙人,但其中和我一样在大陆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两个人。而我只算半个,因为我是在北京选上合伙人又转去美国的。后来我和她都离开了,那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数量就到了刺眼的零。

 

你可能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欧美人有实力,英语不是母语。但是北美的中国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同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母语不是英语(认为印度人母语是英语,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同样是大部分在本国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后赴美的印度人,他们什么情况呢?



我在麦肯锡的同时期,印度裔的合伙人有 15%,就是近 100 人! 其中很多是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 是合伙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选拔出来的),包括若干个重要行业的大头和和区域办公室的负责人(从医药,科技,到政府服务 — 以美国政府为客户),更不用说曾经做了麦肯锡三届(9年)的全球总裁也是印度人,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再到美国的印度人。但是真是感觉 Rajesh、Sandeep、Shantanu(印度人常用名)们无处不在啊!

 

麦肯锡之外是同样的大图景。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在印度接受基础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遍地是例子,下面这一张图,仅仅是一部分。



科技公司里:谷歌的 Sundar Pichai,微软的 Satya Nadella,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之前做过摩托罗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Cisco 的 CTO,Padmasree Warrior(印度女性,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Sun Microsystems 的联合创始人,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硅谷大佬,也是印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来的。

 

消费品行业百事可乐的主席 — 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金融行业里,Mastercard 的CEO,Ajay Banga;花旗银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还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Ajit Jain。

 

在主流商学院和大学的院长里,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院长,从 2010 年起,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同年,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为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也是同年,时任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院的院长,2011年 Dipak Jain 成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之前是西北大学的凯洛格管理学院 8 年的院长。2012 年印度理工(IIT)的毕业生成为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院长。


在上面所有的细分领域里,可比的中国人的数量,都是零 。


看世界 100 强企业,如果不算中国国企,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 CEO,也是个大写的零。所以你说我们讲国际教育,不是自嗨是什么?

 

世界的“国际教育市场”和全军覆没的精英职场之间,到底缺了什么?

 

我写印度人,不是为了挑起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或者竞争,因为你知道吗?我也喜欢印度人!

 

我在 Palo Alto 办公室的两年,和所有合伙人一样,要做咨询师的职业发展和业绩评估。因为 Palo Alto 主要服务于科技企业,所以我们的咨询师里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我那一年负责评估的有四个印度人。

 

我们做评估的方法,是和他们工作过的每个人聊对 TA 的反馈,TA 的长处,和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且要有实例有证据,还要相互印证,最后我作为合伙人形成一个评估意见和对 TA 下一步职业发展的建议。


那时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强烈感受,就是我也喜欢这些印度小朋友,如果我有项目,也希望让他们上我的项目。他们有主观能动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强,情商高,主动为客户考虑,有创造性的想法,还能用客户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来,团结客户一起做,这样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


所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差在哪里?在美华人经常有几个遮羞布:我们英语不好,印度人会拍马屁和华裔前辈不给力。铁木在文章《三块遮羞布》里写过:


1)不是我们“英语”不好,而是我们“没见地,没逻辑,没激情,没胆识”;

2)不是”印度人会拉关系拍马屁”,是他们愿意思考公司的大事,愿意参与讨论贡献力量,而我们上来就把自己定位为“技术工”,拿多少钱做多少事;

3)不是“华裔前辈不给力”,而是我们自己不注意建构和维护导师和同伴的关系。

 

具备这些,就是“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技术技巧,是思辨能力,思维方式,团结协作的能力,胆识,勇气,爱。领导力的基础,是个人层面的通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印度的教育,教出来了比较通透的人,这个是核心。大家看看谷歌 CEO “劈柴”和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的历程,都是非常让人敬重和钦佩的。


我次去印度的时候,有巨大的优越感,和中国相比真的是脏乱差啊。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印度文化里的多元,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适的 。所以乔布斯才去印度进行对内心的探究。


而我们呢,自己的文化就没学好,根基不深厚,又加上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体验和英语教育。向外而不是向内看的教育导向,让我们离通透越来越远了。

 

4

最后,什么是国际化?


国际化不是外语好,不是能出国,这些都太表面了。最终,是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曾国俊老师说的,我非常同意)。这里谈几个更本质的问题。


1、国际教育到底是教什么?


需要学英语,但是又远远不止学英语。


“国际教育”的起源,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人到欠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为了在当地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办的教育。这当然有价值,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学校本身,不会是适合大量中国孩子的“国际教育”。


论英语,中国已经有世界上的学英语的人口了(嗯,3 亿人,比美国人口还多)。但是我们离培养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还是差得很远。因为国际教育不只是学好英语(当然这很重要),除了语言好,还要有观点,有见解,能了解听众,会讲故事,能形成 “narrative”。(可译为“叙事方式”,说实话这个词本身就有深意,以后有机会再写。)在能力上,不仅是要有技术能力,而是要能关注大问题,有领导力,有同理心。如果不关注这些大问题,英语好无非是有了一个打工的能力。


最近清华成立了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我有幸被邀请成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本土国际化培养”,我非常认同。 


那到底什么是全球胜任力?中心有下面这样一个模型。分了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层面,包括道德与责任,自觉与自信。一个是人际层面,包括开放与尊重,沟通与协作。最后一个才是认知层面,包括世界文化与全球议题,和语言。核心其实是前两个方面,语言和议题是外壳,没有前两个,那无非是语言花哨,夸夸其谈,是无源之水。



我们当天在清华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三个方面,都是应该在 K12 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培养的。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国际教育需要做的。如果到了大学还没有的话,很多方面其实就很难被影响了。我们在一土希望做的事,就是希望能让我们的孩子,早一点开始这个历程。看看我们的课程体系,其实和清华提的不谋而合。


 

2、我们自我认知的偏差


一定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内心给自己的限制。一个自己不想当领导的人,不可能某一天“天降大任”让你当领导。我们教育里“实用化”、“标签化”的导向,在深层上伤害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我认知的主观能动性。


有了这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应该转换思路,不仅是我能够在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要给外国朋友讲好我们自己。其实论全球胜任力,美国主流教育里也非常缺失,特别是对中国的理解。但人家是世界,所以暂时有资本不学习(但这也终将是个大问题,美国的精英已经意识到了)我这些年写的 Get Smart on China 是在工作层面给外国同事讲懂中国,讲了三年了,可以说还是有作用。今年,基金会最高领导层被我拉到了北京,在中国开会,是有史以来的次,能够进一步推进基金会各方面业务和中国的合作。


今年我们也在加州硅谷开了一所分校,我们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在好的全人教育的基础上,能推进在美国学生对中国的理解,和用好的方法学好中文(现在美国的中文教育整体太差,无力吐槽)。



3、国际教育不是“高大上”,反而是关注边缘


我们一提到“国际”,就想到是西装革履,镁光灯,高大上。但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国际化”,反而是关注边缘问题,边缘群体。 


最近一土的老师在上海参加课改中国行老师的学习共同体的培训,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里面提到,我们中国的课堂,老师大都喜欢举手最快的学生,但是好的老师,要关注到班里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后进”的学生。因为学习是每一个学生的权利。如何关注呢?不是对所谓的后进生耳提面命,用佐藤学老师的话讲,是“漫不经心的关心”,用温暖的眼神不断让孩子知道,老师在乎你。这“漫不经心”里面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孩子的尊重,怎不让人动容。


除了边缘的“人”,还有边缘的议题。牛津的罗德奖学金,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奖学金,它核心的一个价值观,是"Fight the world's fight",罗德毕业生的去向,是新闻界,做“吃力不讨好”的无冕之王。这种关注,其实和我们儒家思想里的担当和理想主义情怀,是一致的。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教育”应该有的底色。


最近,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 的 2018 世界教育创新奖公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山村幼儿园的“一村一园计划”成为该奖创办以来个获奖的中国项目。实至名归。在中国贫困山区的一个个幼儿园,就是最”国际化“的项目。


最后,在中国国际教育的狂热里,我做一土学校是有点唐吉诃德的行为。我不是没有能力让自己孩子出国,甚至上名校,我要是想挣钱,搞英语培训,出国指导,“容易”的路子多的是。但我们在这里生这里长,见了世界,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不只是给自己孩子谋个出路,总觉得应该多做点什么,开始这样一个探索。虽然困难重重,但希望终究有一天,我们的后辈们能说,他们在中国接受到了世界上的教育。


在教育专家们的眼中,中国的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笑话,因为我们只关注如何将孩子变成一个“假外国人”,却忽视了对孩子内在能力的培养。


那么,想要给孩子真正国际教育的家长,有哪些选择呢?从基础教育质量和移居角度,我们给出如下推荐:


加拿大


教育指数 ★★★★

宜居指数★★★★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了使移民子女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和谐共处、彼此认同,教育公平是这里的共同价值立场。“教育公平”不是指名义上的机会平等,而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


加拿大教育坚持差异化原则,充分关注个性发展。为满足社会和学生的需要,学校开设丰富的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


英国


教育指数 ★★★★★

宜居指数★★★


相较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的基础教育,英国很多著名私立学校和公学对于绅士、淑女的培养和传统习惯有极致的要求。从社会责任、穿着打扮、行为习惯、个人气质的养成多方面引导,对于学生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


英国寄宿学校欢迎具有不同信仰背景、国籍及文化背景的学生前来就读,在这一国际化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孩子们冲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结交多元背景的小伙伴,获得理解异国文化的必备技能,程度拓宽视野。


澳大利亚


教育指数 ★★★

宜居指数★★★


在澳洲,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是排在位的,孩子在学校里无论成绩好坏,都会得到老师相同的关注和尊重。


多元化发展,是澳洲的教育特点。除了学业以外,老师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性格培养,体育能力以及其他各种生活体验。老师总在创造各种让孩子锻炼协作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机会。老师会经常鼓励孩子,孩子得到了鼓励,会越来越自信,学习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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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美国国会设立了一项以投资为基础的移民签证,此项移民类别按照美国移民归化法案属职业移民第5类,故称EB-5。EB-5投资需要投资人至少投资50万美元,该类别的投资活动一定要使美国经济受益,并增加至少10个就业岗位。目前美国每年向全球发放1万个EB-5签证(包括投资人的配偶和不满21岁子女)。目前的投资申请人多数为亚洲国家,如中国大陆、韩国、印度、中东、香港、台湾等地区,从历史数据来看,过去几年区域中心的投资人数迅速增加,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因此,预计每年EB-5的签证名额将会出现不够用
美国非移民签证允许持有人进入美国入境口岸(机场/港口)。当签证持有人抵达目的地口岸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将负责处理入境事宜,并决定其在美国的停留时间。非移民签证持有人可在签证有效期内任意时间(包括到期日)进入美国入境口岸。签证有效期并不能决定在美国合法停留的时间长短;只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可以在签证持有人抵达美国时作出相关决定。
申请人的配偶和21周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您所乘航班会向乘客提供一张空白的6059B海关申报表。如果全家一起出游,则只需填写一份海关申报表。 签证无法保证入境,但持有签证的外国公民允许进入美国口岸并提出入境申请。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官员有权决定签证持有人能否入境及停留时间长短。已往乘客会得到标有相关信息的I-94表(入境许可记录),现在这个程序自动化了,包含一些特例。签证持有人在他们的旅行证件上将会得到CBP的入境许可印章,上面标有许可日期,类别,及有效日期。
两年期条件绿卡到期前的三个月(即获得两年绿卡后的一年零九个月),就可以向移民局提交I-829申请以换领10年期的无条件绿卡,申请时必须满足投资移民法律对去除条件的相关规定。最重要的829去除条件的要求包括:客户是真实的投资人、其投资在条件去除时仍然存在、当初申报的10个直接或间接的就业岗位还持续存在等。
两年美国境外居住要求是美国移民法中的常用条款,规定交流访问学者完成在美国的项目之后,必须返回原居住国并实际住满两年,才有资格申请H-1、L-1、K-1等特定类型签证以及移民签证。请注意,在签发J-1签证时,DS-2019表上标注的是否适用两年美国境外居住要求等内容仅为初步判定结果。只有在您将来申请H-1、L-1、K-1等特定类型签证以及移民签证时,我们才会作出最终结论。 受到两年美国境外居住要求约束的J-1签证持有人,在未回国居住满两年或未获得豁免的情况下,不得继续留在美国并申请调整/变更为其他受限的非移民签证状态,如从J-1签证改为H-1签证,或申请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绿卡)。是否受两年美国境外居住要求约束由一系列因素决定,包括您的资金来源以及原居住国的急需技术清单。是否受限与您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长短并无关联。
有项目发行管理费,移民律师费、移民公司服务费,客户资产来源证明的材料费以及申请费、签证费和体检费等。这些费用在7万美金左右。50万美金的投资款理论上5年后返还。